【著书者说】
毛笔是传统誊写工具中最为主要的工具，而由于时代转变，今日民众对它的领会日渐生疏，再加上“重道轻器”的传统，导致对毛笔的研究与重视不足。笔者致力于中国古代毛笔研究有年，于是降生了著书立说，为毛笔“正名”的想法。克日，笔者的小书《古笔》由中华书局出书。
本以为书的赏音难觅，不意却获得了媒体垂顾，邀我简述毛笔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在。实则繁易而简难，下笔踟蹰，委屈拉杂，絮叨如下。
笔源于画
从广义上说，将一束毛料修整后，根部扎紧或粘固，然后插入响应的笔杆腔内，就应该算是一支“毛笔”了。因此，西方绘画所用的油画笔、水彩画笔，甚至女士们描眉用的眉笔，都可纳入这个局限。而狭义的“毛笔”，指的是中国昔人的缔造。和西方差其余是，中国毛笔除了用于绘画外，更用于写字——这是最为要害的区别。中国毛笔的一样平常之用，让它成为中华文化的作育之器与点睛之笔，并由此衍生出一个博大精湛的书法艺术天下。
以往探讨毛笔的起源，最喜欢说的是秦将蒙恬造笔，意即为了加速军情转达的速率，蒙恬情急之下以红缨蘸染颜料誊写替换了以刀契刻文书。但有见识的昔人未必信托这种传说。《礼记·曲礼》云：“史载笔，士载言。”唐代类书《初学记》的编纂者就据此以为“秦之前已有笔矣”。《庄子·田子方》中纪录了宋元君“受揖而立，舐笔和墨”的故事。这是“秦之前已有笔”的文献佐证。
自商代甲骨文算起，汉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甲骨上的文字多是先写后刻，这比上述文献认定毛笔发生的时间要提前许多。但即便云云，也只是说明商代毛笔已经存在，也不是毛笔的起源时间。人们喜欢将笔与文字联系起来，忽视了它与绘画的渊源——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会晚期的彩陶上，就泛起了毛笔划过的痕迹。毛笔的发生最初和绘画有关，因而很靠近于广义的“毛笔”。厥后文字泛起了，与毛笔的关系越来越亲热。最终，中国书法越来越固化了毛笔的形象，其狭义性逐渐取代了广义性。
笔有其史
要想领会毛笔的宿世今生，考诸文献是一种途径。而另一条途径是实物研究，泛起得较晚。明清以来的毛笔传世许多，宋代的笔也陆续有发现，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唐笔”，也是珍贵的实物资料。
然而，这些实物多有助于明其流，而不足以溯其源。追本溯源，要更多地依赖唐代以前的实物资料，这就要完全倚仗近代的考古功效。
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内蒙古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破城子遗址发现了一支东汉初期的毛笔，厥后被马衡先生命名为“汉居延笔”。这让人们第一次见到了唐以前毛笔的实物。两汉时期的毛笔，厥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生长多有出土。除了甘肃敦煌区域外，湖北的江陵、山东的临沂、江苏的连云港区域都陆续有所发现。遵照这些实物，我们发现，汉代的毛笔制作已相当成熟，笔毛主要由兔毫制成，有的还披有羊毛以增添吸水量。
在汉代毛笔实物不停发现的同时，战国及秦代的毛笔也陆续出土，而且出土实物贯串了战国早中晚三期。属于战国早期的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笔，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一件毛笔实物；中期的则是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笔；晚期的有湖北荆门包山楚墓笔、江陵九店楚墓笔和甘肃放马滩秦墓笔。属于秦代的有三支：两支发现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其中一支毛已朽；另有一支发现于湖北荆州周家台秦墓中，仅存笔杆。相较于汉笔，战国毛笔在形制及制作工艺上显然要“原始”一些。但它们的发现，为文献中“秦之前已有笔”的看法提供了坚碻的实物佐证。
笔者写《古笔》一书主要着力于溯源，故较少涉及唐代以后的毛笔。若是说唐以前的毛笔是“源”，以后的是“流”，那么汉以后及唐代的毛笔就是绾结源流的中央环节。汉以后至唐以前的毛笔，亦略有出土。东晋时期的有甘肃武威旱滩坡前凉墓笔、新疆阿斯塔那墓画笔，以及江苏江宁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唐代的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杆笔和苇杆笔。虽然这段时间内出土的毛笔实物不是许多，但制作特征与前后的差异却十分显著，有的笔毛中央缠绕着丝帛、有的笔杆前粗后细，最显著的是笔毛和笔杆的直径加粗。这些特征可以视为中国毛笔制作身手上的丕变与刷新，同时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
浙江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4例和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4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例(为之前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本土病例14例(杭州市3例，宁波市3例，温州市1例，湖州市2例，嘉兴市1例，金华市3例，台州市1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杭州市)。
研究古代毛笔不外文献和实物两个途径，它们彼今生发互释，让我们对毛笔历史的领会更为深入。通过考古实物的不停发现，实验构建早期毛笔较为清晰的历史生长脉络，现在已靠近可能。笔者在《古笔》中卷特辟“图说”，正表达了这一意图。
笔诞书法
只管中国古代不乏“铅笔”“竹笔”“木笔”之类的制作，但在东亚区域悠久的誊写传统中，毛笔饰演了最为主要的角色，而且形成了一套异常成熟完善的手艺制作系统。在通常情形下，毛笔要与其他的纸、墨、砚配合起来使用，组成所谓的“文房四宝”。托名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但在现实的誊写实践中，毛笔的作用是主要的。先秦时期，誊写尚处于“简帛时代”，人们就已清晰地熟悉到笔是主要的誊写工具。前引《礼记·曲礼上》所说的“史载笔，士载言”，唐人孔颖达就注释说：“不言简牍而云笔者，笔是书之主，则余载可知。”
光耀绚烂的中国书法艺术，无疑是毛笔的缔造，以至有“书之佳不佳，笔居其半”的说法(杨宾《大瓢偶笔》)。笔的形制，尤其能影响书法艺术的生长。
战国竹简一样平常都在0.5厘米左右，那么誊写这种载体的毛笔就响应要尖细一些，从实物上看也确实云云。秦汉的竹简最先变宽，普遍在1.0至2.0厘米左右，汉代的毛笔，除了个体特殊的制作，确实要比战国笔要粗些。魏晋时期，由于纸张最先普及，“大笔”也随之普及。如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前凉(相当于东晋)文物里的松木杆笔，锋长4.9厘米，上端杆径2厘米。再如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砖室墓出土的“束帛笔头”，锋长约3.8厘米，径1.4厘米。此类“大管丰毛”的毛笔图像，在唐宋绘画中也经常能见到，与战国秦汉普遍细长的笔杆形成鲜明的对比。
毛笔的粗细转变直接影响到了书法创作形式和气概的转变，促进了书法艺术性的生长。这也是往后书法研究中可深入连续探讨下去的一个议题。
笔有其意
“重道轻器”是中国传统头脑看法中的一个鲜明特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已然将“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三国“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说“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中论·治学》)。
毛笔研究在学术层级上自属“器”的局限，是“物名”，而不是“大义”之“道”，或说是基础性研究。但笔者以为，有些看似高明的书法研究者喜谈“书法之道”“文字之道”，或是“文字”与某种“文化”的关系等远大议题。但由于对笔的基础性研究并不重视，往往会有错讹。
例若有一类看法，以为中国之以是发生毛笔这样的誊写工具，是和儒家“尚柔”的意识有关。那笔者不禁要问，儒家学派的老祖是孔子，孔子在没有缔造儒家文化之前，中国人岂非用的不是毛笔？况且孔子生前并不得志，甚至自谦“若丧家之犬”，他的学说实在要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云云，是否还要到汉代才有毛笔？
可见，毛笔研究不能轻视。而昔人对毛笔的研究时见于文字。
昔人首先重视的是毛笔的政治功效。东汉蔡邕《笔赋》张扬道：“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先乎笔。”西晋成公绥《弃故笔赋》说：“治世之功莫尚于笔。笔者，毕也，能毕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即贤人之志，非笔不能宣，实天地之伟器也！”国家的政策律例和治理要依赖笔来完成，而文化脱离不了政治，毛笔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功效实已蕴含其中。近代学者胡韫玉在《笔志·重笔》中就演绎了成公绥的看法，将毛笔的主要性从文化功效和意义上予以了展现：“古今之事，非文莫详；文字之繁，非笔莫纪。笔者，毕也，能毕举万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诚文人之至宝，天地之伟器也。笔之有功于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古代历史人文及自然之理都是通过毛笔纪录形貌的，其主要性自不待言，它不仅仅是文人雅士书斋中的玩物。
由于毛笔是日用品，大多数人并不会太在意其存在的意义，正如成公绥所说的“日用而不寤(悟)”。故明人李诩曾忠告说：“文字二事，士人日与周旋，不能茫然莫识其梗概也。”(《戒庵老人随笔》)千百年已往了，今天的笔已从钢笔、圆珠笔，变为鼠标、键盘，大致相当于往时“士人”的现代知识分子们，于“文字二事”更为疏远，这似乎已是事态所趋。但回首历史，毛笔对中国文化，甚至东亚文化的形成，作用是相当伟大的。现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仍相当多地保留着毛笔文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也对“书法”有着怪异的热情。这说明，作为日用品的毛笔退出了历史舞台，作为缔造艺术与审美的工具，毛笔依然施展着普遍而伟大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一书中写道：“历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须被写作和研究。”毛笔的历史若明若晦，有的行将消逝，笔者的义务是全力将毛笔文化，像捡拾散落的珠子那样，尽可能地多捡回来些。
(作者：王学雷，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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