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瓷走向世界的澳门见证——访港澳首位故宫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专家赵强

赵强（右）在景德镇调研出土的克拉克瓷标本。 　　受访者供图

在澳门展出的景德镇窑克拉克瓷盘。 　　本报记者 富子梅摄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7月25日新晋《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一座位于我国内陆山谷中的制瓷城市，如何超越地理屏障，成为环球贸易网络中的生产中心，将陶瓷庞大产能转化为跨越大洋的文明流动？

“澳门作为16至17世纪连接中国内陆生产体系与全球远洋航线的外贸枢纽，正是解读景德镇世遗价值、彰显中国瓷器全球传播史不可或缺的‘海丝密码’与历史见证。”港澳首位故宫太和学者、澳门文物专家赵强长期深耕明清时期外销瓷器——克拉克瓷研究，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第一时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解澳门在景德镇窑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个装船出发的港口，而应将其置于大航海时代环球航线网络的核心节点去审视。

接入环球供应链的离岸枢纽

“16世纪中叶，远洋航海技术将原本孤立的洲际市场编织在一起，景德镇凭借其庞大的产能成为‘世界工厂’。”赵强介绍，位于江西的景德镇，其瓷器出海需经过极为复杂的陆水联运路线：沿昌江水系汇入鄱阳湖，顺赣江南下，翻越梅岭（大庾岭）古道后转入北江，顺珠江抵达沿海。

“澳门在其中起到了接入环球供应链离岸枢纽的重要作用。”赵强铺展开一幅早期澳门地图说，1557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筑室居留后，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华南沿海最重要的国际自由贸易中转站。与漳州月港以民间合法海商主导、广州依赖官方市舶与行商体制不同，澳门凭借稳定的洋商常驻居留权与外贸栈房，构建了“欧亚主干线（澳门—果阿—里斯本）”“东亚枢纽线（澳门—长崎）”和“跨太平洋丝路（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3条辐射全球的远洋主干线，彻底重构了中国瓷器的外销格局。

“在这3条全球航线网中，澳门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转换器’角色。”赵强表示，美洲与日本的巨量白银经由澳门及华南沿海港口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滋养了内陆手工业；景德镇庞大的瓷器产能则通过澳门被吸纳进全球供应链，实现了“白银与瓷器”的全球双向大循环。

订制贸易与中西艺术的双向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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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指着澳门博物馆收藏的明崇祯·景德镇窑青花开光溪山高士纹菱口盘（克拉克瓷）告诉记者，从制瓷技术与艺术融合角度看，景德镇彩瓷与青花技术是“中国传统技艺与外来文化元素融合的产物”。而澳门，正是这一双向转译与订制贸易的核心枢纽。

早在16世纪中叶，已有葡萄牙商人向中国订制瓷器的记载。澳门常驻据点建立后，这种订制贸易日趋常态化。欧洲商号代理人与传教士在澳门提出器形、纹饰与功能需求，经由华商网络传递至景德镇，促成了克拉克瓷的诞生。

克拉克瓷以景德镇青花技术为底色，采用了适应欧洲陈设与展示秩序的“分区开光”布局。17世纪初荷兰人在马六甲海峡截获葡萄牙克拉克大帆船后引发轰动，拍卖会上的克拉克瓷之名由此风行全球。

“同时，澳门也是西方视觉资源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赵强介绍，罗明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带来西洋画作与透视法观念，为当时中国外销瓷对西方透视与明暗塑造的吸收奠定了基础。反过来，经澳门源源不断运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与其“二元配方”技术，极大地启迪了欧洲，比如德国梅森窑对高温硬质瓷技术的突破，让澳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技术与艺术融合前沿。

圣保禄学院遗址的考古印证

“文献记录了贸易的繁荣，而地下考古发掘，则为澳门独特作用提供了物理实证。”赵强常年征集、整理、收藏克拉克瓷残片，深知澳门与克拉克瓷的深厚联结。

2010至2012年间，联合考古队在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即大三巴牌坊的东侧发现了一处大型竖井式圆形坑遗迹，深约9.9米，坑内出土了大量明末清初瓷器残片。经科学检测比对，绝大多数为明代晚期景德镇民窑生产的克拉克瓷。

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还出土了象首形流部的“军持”克拉克瓷残件。“军持”多外销东南亚及伊斯兰教徒生活区，在耶稣会士聚居的圣保禄学院遗址出土，不仅证实了景德镇瓷器经澳门中转的事实，更展现了瓷器贸易跨越宗教与族群的强大辐射力。

此外，以景德镇克拉克瓷为主的瓷器残片还广泛分布于澳门草堆街、岗顶及关前街等昔日海岸与商埠遗址。“这些多点分布的考古实证，真实还原了中国瓷器在此抵港集散、走向世界的历史图景。”赵强说。

事实上，圣保禄学院重建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贸易船只的捐纳，大三巴牌坊上圣母双手合十为海船祈祷的雕刻，正是当时海上贸易、教会力量与景德镇物资流通深度交织的见证。

“从昌江的窑火到濠江的船帆，景德镇赋予了澳门海丝叙事以扎实的物质基础，澳门则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世遗价值阐释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全球视角。”赵强表示，两座城市一山一海、一产一销，在大航海时代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华彩篇章。

）（富子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