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在海外发布“三农学”标识性概念——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变迁的基本逻辑

不久前，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第18届全欧中国经济学会暨第37届全英中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朱信凯在作主旨报告时，首次在海外发布“三农学（Sannongology）”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有何特点？它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合作、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走向世界有何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朱信凯。

“三农学”这一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朱信凯：在中国，“三农”（Sannong）来源于“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个词汇的结合。“三农”一词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的田野调查。当时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国的农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一些新情况也在出现，比如农民负担有所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有所减弱等。学术界和政策部门经过广泛深入的调研，逐渐意识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与国家宏观政策和体制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后来“三农”一词进入学术文献。从2004年开始，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于“三农”。

“三农”这一概念，本质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基本挑战、基本问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整体。同时，它的形成也得益于中文的独有特点，那就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都是以“农”作为词头的双字词汇，在中文的表述习惯里，自然而然可以将农业、农村和农民统称为“三农”。

在近年的研究中，我们开始在“三农”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如何建立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去洞悉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挑战，以及“三农”发展与整体现代化进程的相互作用。我们为之创造了一个英文词汇，称之为Sannongology，即“三农学”。

如何看待“三农学”中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系？

朱信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三个领域的挑战都很明显。首先看农业部门、农业经济。城市化、工业化要求农业部门的支持，要求实现农产品供给保障。但由于技术、投入和基础设施的薄弱，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农产品供给保障压力大。再看农村社会。在开展现代化建设、城市化率大幅提升之前，农村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重心所在。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恰恰会对农村社会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传统文化、治理方式等产生巨大冲击，不啻一场“大转型”。最后看农民生计。现代化如何惠及农民？如何将农民涵纳而不是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如要实现涵纳，农民自身的禀赋和传统又如何与现代化的新要求相适配？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六张网’建设刷新‘进度条’”系列报道之一覆盖超八成国土面积，国家水网长什么样？

今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编者河北省黑龙港流域数百万人告别高氟水、苦咸水，喝上了“放心水”、健康水；安徽省天长市釜山水库灌区以前“望天收”，如今手机上点一点，水就流到了田里；曾断流27年的西辽河，实现全线水流贯通……这些改变，都与国家水网建设息息相关。《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给出了明确答案 国家水网是以自然河湖为基础、引调排水工程为通道、调蓄工程为结点、智慧调控为手段，集水资源优化配置、流域防洪减灾、水生态系统保护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

这说明无论农业、农村还是农民，都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揭示出，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具有密切关联，无法孤立地应对其中之一，而不及其余。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思维实验：如果一个国家为单纯提高农业部门“效率”和“竞争力”，采取引导资本投资农业、推动大型企业化农场代替传统小农户的极端措施。这一意在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反过来会带来严重的“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村庄社区衰败，农民失去土地进入城市，出现融入难题。这说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必须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加以综合考察。

“三农学”如何成为一个研究框架、一套分析方法或理论？

朱信凯：“三农学”要成为一个研究框架，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

一是建立分析性范畴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视域下，我们确立了“三农”涉及的七大基本范畴，分别为生产方式、财产权利、市场、区域、人类—自然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以及本国—世界关系。三农学认为，上述范畴体系是揭示“三农”变迁底层逻辑的参照系。诸范畴的内涵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变动，以及范畴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三农”变迁的底层逻辑。

二是建立“三农”治理理论。三农学将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三农”挑战而形成的系统性国家功能与施政实践，称为“三农”治理。从传统“三农”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将沿着生产方式、财产权利、市场、区域、人类—自然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本国—世界关系这七个维度，形成一系列挑战。这就需要有一种能动性力量对这些挑战加以应对。中国是清楚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妥善应对“三农”挑战重要性和系统性的国家。围绕“三农”而形成的治理实践，虽然是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场域中形成的，但也蕴含着普遍性的理论内涵。

“三农学”提出可围绕治理目标、治理渠道、治理举措和治理机制四个核心元素，对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三农”挑战的国家作用进行考察分析。其中，治理目标决定了国家开展“三农”治理实践活动的主要导向。围绕特定的治理目标，治理渠道是国家调节“三农”发展的主要方向，治理举措是国家在每个治理渠道下发挥其影响的实践活动，治理机制是国家在现实中落实治理举措的具体方式。中国的一项典型经验，是通过特定的治理举措和治理机制，实现了粮食安全、经济绩效和社会保护三大目标的统筹协调，有效保障了整体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和“三农”发展。

总体而言，“三农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中国“三农”实践与历史形成理论分析框架，用以洞悉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变迁的基本逻辑、阐明现代化进程中应对“三农”挑战的国家作用。我们愿与海外高校和学术机构共同加强“三农学”研究，深化前沿领域学术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彭训文）